张勇 首创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资本市场部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依靠要素驱动和资源消耗支撑的发展方式逐步改变，科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科技已经从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次要因素演变为核心要素，从经济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演变为内生变量，在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资本产出率、推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核心作用（王艳照，2023）。
202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质上体现了金融体系要从单纯规模扩张向功能深化转型的内在要求，这一转型旨在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近年国内证券公司“科技型投行”建设成果比较突出的代表性券商（如首创证券）的举措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科技型投行”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给出了明确的引领与启示。
一、强化功能建设和战略定位，服务国家创新体系
会议指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和“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战略目标；2024年3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首次提出行业机构要“把功能性放在首要位置”；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行业机构要“处理好功能性和盈利性关系”；2025年8月，修订后的《证券公司分类评价规定》提出“引导证券公司更好发挥功能作用，提升专业能力”。
所以，“科技型投行”首先要把“功能性”放在首要位置，要充分认识到券商投行不再只是融资通道，更是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背景下连接技术、产业与资本的关键枢纽。同时，“科技型投行”应围绕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前瞻性展开布局与研究，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聚焦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随时把握世界科技进步大方向、全球产业变革大趋势，通过“投资+投行+研究”服务，精准对接技术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科技型企业，为实体经济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形成新质生产力。
二、深化机制改革和人才建设，构建专业能力体系
会议指出，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呈现技术创新快、融合赋能快、产业升级快的突出特点。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突破，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周期显著缩短，推动产品、装备、工艺、管理、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正在改变科技创新范式，重塑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不断强化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强政策支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强化新技术应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新华网，2025）。
科技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技术路径复杂难懂、产业发展的变革速度多维度显著加快，不同区域、不同行业领域及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企业客户，其呈现的经营特点也不尽相同。“科技型投行”要对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储备和深刻理解，要具备技术水平快速识别能力、能够全方位快速甄别判断所接触企业的技术情况和特点，对券商投行是个巨大的挑战。这就需要建立“懂技术、懂产业、懂资本”的跨学科复合型团队，加强对行业发展趋势、产业链情况、技术路线、产业变革的研判能力，并通过长期陪伴与企业共同成长，实现从“价值发现”到“价值共创”的转变，助力技术创新走向商业落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实现视角前置和主动反应，提供全面综合服务
会议指出，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早期科创型企业具有“三高、两缺、一低”（高技术、高风险、高收益，缺管理、缺资金，低估值）的特点。缺管理、缺资金和低估值几乎是所有早期科创型企业的共性，缺管理主要体现在市场开拓、技术应用场景开发等一系列商业运作；缺资金是初创企业尚未产生稳定收入或利润，常规财务模型无法直接应用，很难获得融资；低估值是因为投资人看不懂技术、看不清趋势和市场价值以及早期项目的风险高所致（杨川，2021）。
“科技型投行”需要超越传统的、反应式的服务模式，从更早期、更上游、更具战略性的角度切入客户的价值创造过程，从纯粹的“执行者”转变为“战略伙伴”和“价值共创者”，为中小企业全方位赋能，助力其价值发现和价值构造，包括且不限于市场渠道开拓、创新资源整合、投融资与并购和IPO上市及上市后综合服务等，使其市场价值最大化和成长路径最优化。
四、借助科技展业和效率提升，发挥人工智能赋能
会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投行行业的长期痛点是文档处理的自动化程度较低，或者投行从业人员在展业过程中的基础数据和信息资料搜集就已经是相当繁琐的工作，投行从业人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做这些基础、机械和重复的工作，但依然无法完全避免错误或信息整合效率低下（胡俊华，202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券商投行的业务模式，从提升内部效率到重塑客户服务，其应用已渗透至承揽、承做、承销、研究和风控等全流程环节。“科技型投行”需进一步加大智能运行系统的投入，充分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在券商投行的应用，一方面解放从业人员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深度数据分析增强从业人员的决策与判断能力，使得投行能够真正实现“视角前置”，即发现机会更早、评估风险更准、设计方案更优。可以预期，率先成功融合人工智能应用的投行将获得显著的战略优势。
五、布局人员下沉和深耕细作，融入区域创新发展
会议指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总体来看，近些年新经济产业在二三四线城市集群化发展，成为区域经济新的重要引擎，传统产业集群正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和政策引导，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如合肥的半导体、新能源汽车产业，徐州的工程机械、新材料、集成电路产业，泉州的石化、装备制造产业，洛阳的光电元器件、农机装备产业，常州的新能源、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东莞的智能制造产业等。
“科技型投行”应契合新经济和科创型产业发展的布局和变革趋势，将业务重心从传统一线城市向潜力区域延伸，通过布局人员下沉和本地深耕细作实现业务增长与差异化竞争。投行区域下沉并非简单的地理扩张，旨在通过本地化洞察、生态化协作、全周期服务以深度嵌入地方经济来提升服务效能。这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网点扩张，强调基于本地市场特性进行全方位的资源整合与价值创造，在潜力市场构建中长期竞争优势。如此，将“下沉”实质转化为“深耕”，在资本市场区域分化的趋势中抢占机遇。
综上，“科技型投行”唯有将自身发展嵌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专业化、生态化、数字化的转型，才能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催化剂”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杨川.科技投行的诞生——探讨早期科创企业的赋能模式，深蓝研究，2021-12-02.
[2]黄国滨.科技革命时代投资银行如何重新定位和发展，2019-12-27.
[3]胡俊华.关于打造科创精品投行的研究与建议，2023-12-18.
[4]刘艺文.政策力推投行业务改革，服务科技创新更进一步，2023-11-16.
[5]王艳照.将“科技投行”打造成科体创系的转化人，2023-03-29.
[6]吕爽等.健全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评《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兴业研究，2024-01-15.
[7]徐燕.科技赋能,创新未来——金融科技助力证券业务转型与重构.创新与发展，中国证券业2019年论文集，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题资料汇编，2020-8.
[8]李剑锋.证券行业金融科技的应用现状和展望，载《经济师》，2023年11期.
[9]陈福、陈卉.金融科技，券商竞争的隐形主赛道，证券研究报告，202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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